大学社会与青年力量——《大学社会》座谈会实录
此文来自若有光文化创始人杨文彬于2018年798映艺术中心《大学社会》展览，座谈会实录，2018-11-15。
当我们在谈论大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这场关于大学官僚化现状以及当代青年潜藏的精神危机的座谈中，鲍昆、戴锦华、李欣禹、王久良、杨庆祥、张鸣、郑也夫等学者及创作者，以及具有典型个案意义的大学生和曾经的学生会干部等相继参与了讨论；座谈由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主持。在知识分子的针砭与学生代表的辩护之间，我们仍能看到，大学精神危机之下潜藏的青年力量之希望。
2018年教师节前夕，一场知识分子与学生之间关于“大学社会与青年力量”的座谈讨论在北京798映画廊展开。引发这场讨论的直接契机，是当时正在映画廊进行的“映·纪实影像奖汇报展”《大学社会》——一个反映中国高等院校学生组织内部机制的纪实影像项目，创作者杨文彬凭借此项目获得了2017首届“映·纪实映像奖”大奖。
大学，长久以来被视为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一个公民在进入社会前的演练场所，而自从十月份中山大学学生会文件被曝光以来，媒体陆续披露出广泛存在于各地高校的学生组织干部的官僚作风丑闻，中国高校校园文化中潜藏的危机以及学生会的官僚主义弊病逐渐为大众所知，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鲍昆：大学中必须严肃警惕的症候
（一）
放出《大学社会》获奖消息的时候，社会上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正面的意见就觉得杨文彬的作品拍得很好看，很符合当下流行的那个非常可疑的词汇，那个叫“当代艺术”的风格。另外一部分反对的意见，恰恰来自于杨文彬学校的内部，也就是这些作品中被记录的一些他的同学。我大概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时也没有对他这个作品有太多关注，因为一旦再进入到从现代主义以来就有的流派归类的议论的话，我就不感兴趣了。这是一个非常陈腐的艺术说法，所以当时我只是看了看。因为我毕竟是做影像批评的，看的东西很多，而且在他的前面有很多人也用这种现在流行的闪光灯直闪的方式拍照。这种方式意味着一种强烈的主观态度，一种艺术家个人对于现实的一种介入，但这也是一种很流行的方式。现在看，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中陷入到一种非常本位地从这个影像的套路角度去看这个事儿。
因为这个奖项是赞助性的，是对有希望的艺术家做资助，有现金，也有很多安排，比如说带你去跟美国的艺术界有一些接触交流，让受奖者获得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整个这套计划的安排是一年，那也就是说一年以后在第二届评奖时，杨文彬必须拿出一个展览来，作为对资助奖的回报。所以杨文彬在大约半年多前就开始积极筹备这个展览，筹备过程中他跟我有过不多的几次接触，其实我当时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觉得杨文彬的年龄太轻了，他非常受现在网络的一些时髦话语体系的包裹，做的东西总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当然我在和他的交流中希望他能跳出这些。
后来在这个展览开幕时，我在国外没能回来。但是回国以后杨文彬就说你无论如何应该来看一下。我觉得面对一个21岁的年轻人，我这个年龄对任何一个年轻的生命都负有责任，所以我说那一定要去看一下。很快我就来了。在整个观看展览的过程中，这些墙上的图片我大部分很熟悉，只有个别作品以前没有看过。
杨文彬策划这展览时，曾谈到准备在展览的中心做一些文献性的学生组织材料，我觉得很好。结果，后来当我看到这部分时，突然感到有一个特别巨大的震动。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已经做了技术化的处理，也把真实的姓名隐去了。但是每个人说话的声音是真实的，我在那也就刚听了两分钟，我就说文彬这展览意义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一个同学在视频中说：“我退休了。”接着他说，所有以前在学生会主席那个位置上时，周围人对我的热情友好几乎一下子就沉寂了，突然从一个平坦的康庄大道上跳进深谷的这种感觉。但是他用的一个关键词语是“退休”，我当时大吃一惊，后来我就问他年纪轻轻为什么叫退休？文彬说，学生会换届以后不干了，学生干部就说退休了。我就觉得这个说法问题就太大了。
我接着往下看，还有人说，学生会的干部在被表彰的时候，各自都有各自的粉丝团拥趸。如果台上提到张三，说他工作做得不错，他的粉丝团们就会在下面高喊，“张三牛逼”。然后我在视频里又听到，学生们之间的称谓已经不是张三李四的姓名，而是哥啊，姐啊，妹的。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文彬，我说这是你们学校真实的情况吗。他说差不多吧，但是艺术院校没那么严重，比如说我也是天津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西安美院的客座教授什么的，我在这些学校没有感受到这种氛围。后来文彬说，艺术院校可能是例外，因为艺术院校的氛围和语境有点不一样。确实，艺术院校的学生更为散漫，而且教师的心思不全在这上面，虽然一些教师们现在也想当官走仕途，但毕竟是少数。这在全中国都是一样的。艺术老师可以用自己独立人格去生活，往往他们在市场上很成功，不愁吃不愁穿，他没有必要去降低自己人格去到另外一个体制内谋求利益。总的来说我觉得艺术院校没有这种氛围。
中国传媒大学在80年代初是广播学院，甚至我高考的时候都想去考。当时我觉得没有《大学社会》里所表现的那种学生状态。后来我还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既无办公桌，也没有一个学生会自己的空间。只是我负担很多课外活动组织，同学们就说选你做学生会副主席就是图你能给同学们服务。
那时我和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80年代的学生都是求知欲特别强的那种，尤其那个时候，文学是最显学的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实际上只是不断地在找社会上著名的作家来到学校，讲他们的创作，讲他们对社会的看法，这样能够给同学们有一个巨大的视野开拓。其实我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还办过几个展览。学校的社团也归我管，学生成立文学社，摄影社，我们无非是促进这些社团的形成，也没什么管理之类的事。那时候非常单纯。
但是随着学校的扩招，现在的学校真的成了一个大买卖，也就是一个大产业。而这个产业大了，就涉及到了一系列的权力问题。这种权力问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从90年代初期以后，学校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体制化领导。按我们原有的认知中，一些世俗的权力话语应该是教师和在校的行政干部之间的事情。但是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跨界了。跨到哪了呢？跨到学生和他们相应的学习体制的话语系统中来，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们知道，从语言符号学角度上来说，决定我们社会最终价值定位的是语言，语言是根本性所在。从我们古代中国的私塾，一直到后来的西方兴起的现代教育，它有一套有关学习的知识系统的语言体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同学在视频中所讲的那些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另一系统的话语概念，强烈地切入到曾经我们认为一个非常神圣的话语殿堂。比如“退休”，这是一个当下官僚体系语境下的意指。当然在大众层面，也说退休，指的就是说我60岁到了。但实际上任何语言都有其语境的意指。我想这个同学他说的时候，他不是在一般普通大众的话语体系的语境中，他实际上说的是来自于一个官僚体系的话语体系的东西。再比如说像“牛逼”，它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大众的、可以说是“俗”的日常言语。我们管它叫言语，因为基本它不是意指特别强烈的，一般叫言语。当然这个言语是非常随意的，也是非常不规范的。
而我们学校的教育，恰恰是要让学生从认知方面先建立起一种学术性的话语体系。这种学术性指的是话语的概念的清晰表达，要有准确性、逻辑性，以便能使你相互的语言之间串联起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能够推动你学习的话语机制。结果没想到现在“牛逼”这种非常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庸俗的话语，在严肃的大学中完全登堂入室而且堂而皇之进入会议程序。甚至同学之间“哥啊”、“妹啊”的这种称谓，是乡村，甚至是黑道的语言也充斥在学生生活中。因为只有帮会内部才会互相称谓哥、姐，大哥、二哥之类的，包括最近的宝马车杀人案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形象的，在以前叫流氓组织中的七哥八哥的称呼。
那么这种东西现在都到校园里来了，这反映了什么？中医看病的时候，它先看你的症候。脸青不青？舌苔白不白——这叫症候。由症候来表达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大学里这些表现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严肃警惕的症候。这个症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有利于校园思想的尊严吗？它有利于文明的建构吗？
虽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让说话的环境。但是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老师，而老师，在我们整个社会和历史与文化中是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个展览展开，谈一谈对当前这种症候可能带来的危害，和我们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今天请诸位老师来，谈谈杨文彬这个展览，和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杨文彬的作品一直在延续。最终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让社会去思考咀嚼的一个文本，能够给这社会提供警示。他作品的所有意义在这。
（二）
我们开讨论会的意思，是为了能够进入到现象背后的最深层的社会结构，和话语结构去分析。我们这个社会未来如果有前程的话，是我们整个国族，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意识。比如说那个最早的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天赋人权，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个人的财产利益是不可侵犯的。二百多年前，这些基本词语随着时间发酵，最终延边了一个强大的国族。如果我们能够给这个社会建立起这种基本的意识，就不要老说没到那么严重。不能都是处于这么一种茫然的，似乎是顺从的“大学社会”的状态。要主动地抵制那些庸俗。
我来的路上开车时听中国之声，就是中央台的那个，今天谈的话题恰恰跟咱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系。中国之声有一个节目是外国人看中国，明天是教师节，今天就是一个俄国小伙子讲教育话题。他说在俄罗斯看美国的那种教育，孩子们在课堂随便上天入地，犯了错误老师还要哄着你、鼓励你。他说这种激励式的教育在俄罗斯可能不行。在俄罗斯小学，老师站在前面讲课，同学突然来泡尿憋急了举手，老师问，你举手干什么？他说老师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老师说，那你憋着。再一个孩子举手说，老师我要拉肚子，能不能回家？老师说，不行，等放学。他用这个例子来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意识到，这两个国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虽然现在谈的是大学生，但其实幼儿园就进入到权力的体系中，而且这种权力一直在要求你服从、承认。
我当时听着就很有感触，美国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是鼓励式的，根本是平等的。而所有的这些，是他们的观念，最后转变成物质、文化。在两种不同的观念，到底谁厉害？大伙现在看得也很清楚。
今天有刚毕业的各位同学，所以我想说，对你们来说，三观的建立还是很需要，特别是期待你们这群孩子，不能这么浑浑噩噩的。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已经谈得挺好，有些认识也很到位。但是仍然希望你们有更独立的意识。独立（Independence）这个词汇在西语中自希腊以来特别重要，就是希望社会每一个个人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不能苟且地说所谓的顺什么则昌。父母经常说和老师搞好关系，搞好关系的背后就是你要跟权力搞好关系。他用的代词指的是老师，可是他忘了老师背后是权力。从小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权力性的话语意识形态中，为了未来，现在我们要艰难地把从幼儿园就开始的这种话语扳过来。这是所有有识之士一个特别沉重、漫长，但也很伟大的一个事业。如果说咱们这帮人都在放弃，那结果就是张鸣老师说的绝望了。
戴锦华：“外人”的目光
我们仍期待于大学，是否因为青春作伴，我们仍期待那是一处“希望的空间”？好吧，我相信，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酷肖，但也是多重褶皱所在。杂质之间，也许是希望所在。
李欣禹：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大学
文彬的作品表现的学生会我是有切身体验的，其实从我个人生命经历来讲，我大一的时候也参过学生会，之后就退了。所以说对学生会的这种官僚机构的反思与批判，已经算一个“史前史”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本人现在觉得，对这种权威服从、等级秩序的反思，就像常识一样。
从我的大学经历来讲的话，学生会不能代表整个大学的社会氛围，大学的学生组织除官方学生会之外，有搞创业的，也有搞公益志愿服务的，还有这些文化艺术类，或者是搞学术的一些社团，这些都是不同的面向，是当代青年的其他价值取向。
我大一退了那个学生会外联部之后，参加了一个做公益、做环保的社团，然后大二就自己办了一个读书会的社团，再做一些社会实践、社会调研什么的。
《大学社会》表现了官僚主义，但是有两个东西要区分开，就是科层制与官僚主义，就是说我当时在其他学生组织，比如说搞公益的或者文化学术的社团，它也有这样的一些组织内机制协调，但是它可以是更人性化的，可以通向民主，而不一定是专制的官僚的死气沉沉的。
近几年来看，高校的公共空间是日益萎缩的，在座的老师，假如从80年代过来的话，会明显地觉得说是匪夷所思的，高校维稳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校团委对学生会的管控监管， 一直是逐渐加强的，学生会就是模仿团委这样一个官僚组织和权力架构。学生会的形态和组织文化还类似于美国大学兄弟会类似的氛围，拉帮结伙，像是黑社会，形成紧密的小团体，这也有高等教育扩张带来影响。
然后我再讲个例子，其实刚才那同学说的那个，就是外联的一些学生主席，他可能利用谈赞助的时候能贪污腐败什么的，其实这个还是挺常见的，我在我们学校听说过，那个学长也是比较有能力，能说会道，人很机灵。当时听了很多他的传闻，就是说他腐败，还闹过事情，被人举报了又怎么怎么样，但他最后也是顺利从学生主席退位，没有任何处置。我以为他可能会走商业路线，去个公司里上班。后来有一次回学校，发现他在我们学校的后勤集团，就在我们学校一个小卖部里面柜台站着，是在那卖货。这个也挺诧异的，我跟一个同样认识他的一个朋友聊起这个事情。他分析说他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选择，在学校的后勤集团上班，就是他积累了之前在学校里的人脉，并且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体制内工作。其实大量的学生会团委干部之后会成为辅导员，学校的团工委等等部门的官僚，这些人之后要管校园里的一切学生思想、生活、活动，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其实我对文彬作品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年轻人的身体的呈现，这个身体有统一的着装，很僵硬，一股死欲，没有活力，都是高度规训的一个身体，就是在各种的场合——演出、大会、讲话当中，肉体服从什么样的规则。前不久，戴锦华老师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的年轻人自发的有一种对权力的体认与服从。这个是我的一个非常深切的痛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当中这种启蒙精神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年轻人进入学校里的话，就是谋求各种资本，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
学生本来对既存的社会秩序的认同，那在学校里他觉得它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只是去混，然后我怎么去捞我的资源，我怎么去积累我的人脉，然后怎么去学生会里出人头地。”学生会里面很多人为什么情愿在里面呆着？一是活动加分，综测可以给奖学金。二是和给老师干活，和老师处好关系，老师决定了各种评价评优。三是他觉得这个地方结交和他类似的人，“聪明”的人。聪明是打引号的，我并不是说他有一个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基本的社会关怀，独立思考的能力。但里面是最聪明，最会搞关系，最会调用各种资源的学生，所以他要去学生会。
阿尔都塞说：大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就是制造主流社会统治秩序的服从与演习。大学的话是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装置，他不仅要再生产劳动力，还有再生产劳动力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一个服从。
这种对权力的体认和尊重，我觉得是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恶质化，经济与精神层面双重困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因为谈大学的话，就会谈到教育公平问题，就会谈到阶级固化的问题。我觉得年轻人整体来讲就是能通过高等教育来获得阶级流动机会越来越少，整个年轻世代的贫困化越来越严重。这几年，大家应该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很低，劳动报偿很低，然后在大城市接受着租房、教育、医疗，方方面面的压力，这些基本的社会福利都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之后都非常昂贵，年轻人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社会结构对年轻人是相当不友好的。就是说一方面年轻人整体是贫困化，社会流动性减弱，一方面他又是高度对这种秩序与权力的屈服，让我觉得相当痛心。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会有这样的反思，会展开一些实践，内容很多，这些之后可以再讲。
杨庆祥：学生会共同体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最末端
我刚来的时候看了一圈杨文彬的摄影作品，印象很深刻。刚才又听了几位年轻的朋友说他们自己的经验，我觉得特别鲜活，而且从他们谈话里面，我感觉出来他们智识的程度，比我想象中要高。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包括我自己，因为做老师做久了，在台上一站看到下面学生总觉得他们很小，然后觉得他们很幼稚，其实不是，刚才杜老师也说到了，好多人都在20多岁就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人的智识度、思维能力是非常强的，包括它的主体性，非常活跃。
我觉得90后还有更年轻的一代，好像比我们更强。我自己回忆起大学时代的生活，就感觉是很懵懂，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没去参加什么社团，好像就竞选过一次学生会，还失败了。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花大量时间去阅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学校是一个非常疏远的关系，而且我是特别地享受疏离的感觉。
我一方面感觉刚才几位同学的谈话表现出了很高的智识度，很高的思维能力，还有很高的主体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在校园里面作为一个老师跟学生交流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不是这样子。他们表现出来是我不喜欢的那一面：特别温驯，特别没有主体性。当然首先是特别聪明，智商特别高，反应特别快。有时候让学生帮我做一个事，比如做个海报或者组织个活动，他总是能比我想象中做得更好，我就觉得特别惊讶，我说你们太聪明了，办事能力太强了。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问题，比如说知识面比较单一，然后思维能力远远跟不上，至少是跟不上我在课堂上要求的那种思维能力。这是让我特别着急的地方。
我一直在想，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教育大概来说是分三大块，一个是社会教育，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学校教育。我在前几年的一个访谈里面，就特别激烈地谈到教育问题，我说我们社会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家庭教育基本也失败，因为家庭教育受制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看，可能相对而言好一点点，但也是不靠谱的，最后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自我教育。我们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完成我们自我的主体建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刚才几位同学讲到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但是那种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不强的学生，他不会把这些事情转变成他自我教育的部分，他会服从于这个既有的规则，就是说他会觉得是自己出了问题，然后他会去适应这些，大部分学生是这样子。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不是这样，他（冯子麟）的个案特别典型，就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社团组织，同时很享受社团组织共同体想象的这样一个同学。但是当杨文彬的作品出来以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观念有点问题了，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向度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艺术，需要文学，需要人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文，它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当头棒喝，或者是让你突然在那样一个既有的价值体系里面，突然抽空你，它可能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如果不极端，你是不会震惊的，震惊你就会反思自己，新的价值，新的自我，新的成长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文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由一个20多岁——我刚刚来才知道他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小伙——来反思这个问题，我之前以为至少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人。所以我还是非常地惊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体制化、江湖化，对这些我倒也不是很惊讶，其实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了，五年，很多观念价值就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是一直想寻找一个共同体，因为一方面你觉得作为一个孤独的单原子的个人，那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想象，我们以前很长时间是沉浸在这个想象里面。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大的语境里面，比如说毕业，我们突然会意识到单原子的个体无论是在情感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无论是从心理还是从社会行为层面，都能够有一个共同体去进入，然后在里面找到一种安全感，找到一种价值。问题就在这里，我是觉得我们的社会现在其实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这种共同体，也没有提供足够有意义的这种共同体，那么它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心理不是特别强大的人，他就会往一个共同点那里跑。
学生会是一个共同体，而学生会共同体它其实是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最末端，当我们进入到学生会这个共同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进入到权力的一个结构里面，然后学生们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找到了他自己的存在感，和他的价值感。
你要知道，20多岁的人特别需要存在感，我记得我在上大学时候，就经常有挫败感，就是觉得大学一个班里那么多人，没人注意到你，你可能很喜欢哪个女生，她也不理你，是吧？这时候你需要找自己的存在感。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找存在感？比如说你有才华，1980年代是对个人的才华高度重视的一个时期。写诗，画画，会弹吉他，就是说你会任何一门技艺，你都能够找到一种存在感。但是我们知道环境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单一，所以我说整个大学的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典型的集中。现在整个社会判断一个人成功或者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已经非常之单一了，就是你是否有钱，你是否有权力。那你在大学里，比钱只能是比家庭，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一点。家境优越的同学，他会非常有优越感，而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出身中产或者甚至是从底层来的同学，他到哪里去寻找存在感？
这个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要提前演练怎样进入权力和钱的这样一个体系里面，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大量的对权力的戏仿。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是对最高权力的一个戏仿。所有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民间，所有的个体，都在戏仿权力。然后通过这种在权力的戏仿里面找到一种价值感，像学生会里面从主席到副主席到部长干事，享受什么什么级待遇，这就是完全一个被权力扭曲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里面戏仿权力。而这种对权力的反复的戏仿和演习，最终会内化为他的一种行动模式和价值观念。当他真正的走向社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会把全部的价值观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如果他不能进入这个权力，他会渴望权力崇拜权力，你想这是何等的扭曲？
最近这几年的宫斗剧太火了，从甄嬛开始，再到《琅琊榜》，最近的《延禧攻略》、《如懿传》，所以当时有一个老师在某次大会上，高声赞美《琅琊榜》，说这个里面反映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我当时说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说《琅琊榜》所有故事的核心所指都是什么？都是指向那个大boss，就是皇帝，所有的一切的宫斗，一切的勾心斗角，最后都是为了取悦皇帝，然后巩固、延展、强化这个权力体制，《琅琊榜》《如懿传》《甄嬛传》《延禧攻略》，全部都是这样子，所有人都在那斗得死去活来，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皇帝，所有的一切都在皇帝的操控之中。这种价值观，和明朝的价值观有什么区别？这还叫现代吗？所以只能表明中国还远没有完成现代。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近这些年一直在退步，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在整体的退步后面，有一些非常尖锐的东西在往前艰难地迈进。我对任何的历史的复古主义和复辟主义都表示反对。很多传统文化的流行电视节目将真实的社会的内容抽空，把它变成一个无害、无功利的审美粘合剂，投放给大众。所有被投放人都觉得好，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就是要让你很舒服的享受这种无痛手术，无痛化学阉割，我们现在是美学阉割，把所有的现实都做一个诗情画意地处理。
（二）
意识形态是个中性词。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瘦，瘦才是美的，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去减肥。但是我们没想到瘦的背后，它是有一个压倒性的大霸权的话语，那意识形态就负面了。大家都去拼命减肥，其实是在整个资本的消费链条上的一个霸权。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整个文化是否出了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文化判断。在这个判断之下，再去进行创作，那一定会是更全面更深刻的展示。
文彬作品里面主要是人，是身体，我觉得里面其实可以有更加复杂的表现，但是我感觉你这个里面身体很有意思。这里面的身体其实都非常僵硬。我自己看了一圈，发现都是非常僵硬的身体，其实都是假的身体。
身体的经验是怎样把它用更复杂的层面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重要。我想起来还有一个瞬间，在我们学校的八百人大教室里面，应该是一个法定的节日的庆典，上来一帮学生演一个特别政治正确的剧目，他们在上面演得慷慨激昂，女生长得都特别漂亮，男生都特别帅。当时我在台下第一排，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想哭。因为当这么美的东西又是假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痛心，我就想这是多么美好的身体，却说出来那么愚蠢腐朽的言语。而且关键他们觉得自己表演得特别好。当天晚上回来我就写：我眼睁睁地看到一代人华美的肉体被如此愚蠢的机器所吞噬。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学生们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里面的一部分，然后你不停地被喂食进去，就像电影《雪国列车》里面一样。我就发现我自己可能也是这其中一个。我当时真是万念俱灰。
（三）
关于新伤痕文学的提法，当时我是感觉这些年，我们的精神性创伤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的判断就是说，老一代人其实还没有把当年那一系列运动的创伤清除干净，其实还是有很深的烙印。但是因为历史的急剧断裂和选择，比如说1992年迅速开放市场，然后1999年左右加入WTO，通过一种经济刺激来覆盖那种创伤，其实是通过在世界资本市场上的这种分红，掩盖国内的普通民众心中的这种不平等，还有他们的心灵创伤。我就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造成了二次伤害，就是说新的经济不平等和新的剥削，其实导致了更年轻的人的心理上的进一步的创伤，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这个概念。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把“新伤痕”局限在文学的这个范围内是不够的，我觉得它是整个当下中国的精神症候。我就觉得，像包括《大学社会》，其实也是一个新生的精神内伤，真是一代人的精神内伤。我觉得包括我们很多的艺术产品，我们的一个心理症候，其实都是需要来进行一个新的命名，我这个命名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来展开一个对话。
那现在提出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挺大了。所以我后来是提出了几个简单、不成熟的观点。后来我就说，应该构建一种历史感，但是我最近想法有变化，为什么？现在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历史感，那么这个问题就带来了，你这个历史感，跟官方的历史感要区别开来，就是说要在强烈的个人性的前提之下才能建立历史感。虚无感是历史感的前提，恰恰你刚才讲的，你那代人特别虚无，我们那代人也特别虚无，我们那代人的经典是《大话西游》，多虚无，把所有的一切都解构掉。但是你只有先把自己的东西解构掉，才有可能刮骨疗毒，疗伤。
王久良：权力崇拜的根源在于利己主义
杨文彬是我师弟，在他考上大学之前我们就认识，他在上高中时就在微博上关注我。2014年夏天，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到填志愿的事，他当时北电和中传都拿到了合格证，问我说北电好还是中传好？当时我跟他说一句话，“熊大熊二一个熊样”。不是贬义，是说无论去北电还是去中传，其实都差不多。学校只是个平台，那到底成不成事儿，或者说你到底能在那得到什么，完全靠你自己。他最后去了中传，成为我的师弟。
后来文彬来到中传之后就引起我的同班同学宋泽毅的注意，他那时已是摄影系的老师。因为在每一年的开学季，我都会问他今年有没有好孩子？就是说看班里20来个学生中有没有在摄影专业、艺术创作上特别值得培养的？我们真的是每年都在睁大眼睛盯着，只要有一个可值得去倾注心血的，我们真的是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可是每年都问，却每年都得到否定的回答，直到后来文彬来到传媒大学。所以我今天谈的话题就是有关于青年学子。杨文彬是其中的个体，一会儿我还会说到他作品里的群体。
在文彬进入中传之后不久，我就听到很多关于他负面的东西，不止一人，而是经常有人向我报告，说杨文彬这小子怎样怎样。我说怎么了？有的说他太狂傲，卖弄学术，挑战权威；甚至对一些世俗观念的挑战，比如尊敬师长；还有的说是否能够圆滑地去面对我们社会等等。到后来我一听就一笑，我说一个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奋进，为什么非得让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像一个成熟的油腻中年男？所以从杨文彬大学一年级一直到现在，他所有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括他的创作项目。我也力所能及地去告诉他，依我的经验，一些事情应该怎么去做，但更多的还是创作上的辅佐。
说到这组片子的创作，我就想到去年评奖， 其实评奖之后我就听到一些所谓的质疑的声音，说你是评委之一，又是他师哥，你们是不是有近亲关系。我们想，评委可是五个人啊，两个来自于纽约，都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中国的有那日松老师，有我，还有王庆松老师，王庆松又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说我一人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评选过程是从那么多作品里选出十个入围，然后从这十个里选五个，再从五个选三个，再从三个选到两个，也就是最后才落到杨文彬跟另一位作者，当他们两组片子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不管杨文彬我认识不认识，单看片子来讲我肯定是认同这个。这个作品的力量在于真的就像我在他展览前言中所说的：这些在大学里看似日常的生活情境，通过杨文彬的观察与影像强调，让我们得以发现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却是那样令人不安，甚至让人感觉身处某种危险……
我们都是从大学出来的，我们对大学学生会是怎样的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非常不屑，说实话。有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天好像是学生会开会，我们班的人叫我去给他们拍照，我说不行我得干活，他坚持让我去，说这是我们学生会主席亲自安排下来的。我说去你大爷的什么学生会主席，我还是主席呢。他用那种类似官方口吻的，甚至他认为的一种所谓的权力来压我，多么恶心？要是他客气地说求你帮帮忙嘛，那说不定我就去了， 但他这种依着权力来压我的做法极其讨厌。
所以说青年学子之中，除了像杨文彬这样让人感受到力量和希望的，也的确还存在着很多像他作品里所呈现的那样的群体，让人反感，让人不安。我为什么说感到不安呢？是因为我们最喜欢、寄予希望的年轻人，那么多的竟然是这样的样子——权力崇拜，精致利己！而我跟他们处于同一时空，跟他们一起组成我们的社会，我能安全吗？刚才杨庆祥老师有谈到学生会成员对于权力的戏仿最先可能出于无意识，但我不这样认为，他们是有意识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他们对权力或者对那种机制的运行其实有向往，有渴望，这是他们，也包括我们，从小就被植入的。因为从上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其实一直都存在这种权力意识的教育。不单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权力崇拜无处不在的环境之中。而权力崇拜的根源在于利己主义。
如果学生会代表着刚才杨庆祥老师说的某种权力的枝端末节，那我觉得这种渗透就更令人感到危险，甚至甚过一个村级行政单位，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青年群体。青年本应叛逆与反抗，反抗一切老朽的，反抗既行体制的，结果没想到，这种老朽的体制意识已经转移到我们的青年身上。这样的青年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们朋友圈出来的一个探头，时刻监视着你。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大学里完成这个所谓集权的人设，其实真的不是戏仿，应该是某种真正的认同，这个认同不是他自己的自我教育，而在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因为这一切是这体制所设计的，他们希望权力可以嫡系遗传与永续，不希望你聪明，不希望你有刺儿，就希望你做一个归顺的、像绵羊一样听话的人。像文彬这样一个青年个体，和我们面对的他作品中这么一个青年的群体，这种反差，真的值得我们去讨论、去思考，不为别人，哪怕是为我们自己。
尽管说了这么多，但并不意味着去否定学生会作为一个青年群体在其它方面的积极意义，也不意味着对每一位学生会成员的批评。而对于其中所存在问题的讨论，恰恰是意味着我们依然在乎它的存在，并寄希望于其中的青年展现出青年应有的样子。
张鸣：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有时候我就很痛心，你看起来很好的一个孩子，毕业以后，尤其从学生会、团委的体系出来以后当官的很多，什么坏事都可以干。这些人不是人吗？他们是人。我一个进入军队的朋友，曾经读我的硕士，他读书时一直是我资助他，但是后来他考上军校，我问他，你会不会在某种情境下朝我开枪？他想了想说，会，会的。他会把他一个一直资助他的恩师一枪毙掉。人类会怎么看我，会怎么看中国？中国人现在出去都被当异类，当然有些是有些地方是冤枉，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本性中有一些这个体制给我们的东西，不仅仅是对权力的依附，还有其中的卑劣。我进大学的时候，老师大部分都是新中国刚成长起来的一些人。其实我在他们身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卑劣，这里头人事之间没有尊重，只有恭顺。自由已经被束缚替代了，也没有人会有什么正义感，除非是顶上号召。顶上变了，他们才会假模假式地喊两句。我一直都认为他们待人的习惯是在时代高压下产生的，这个情有可原。
但是后来年轻人让我很失望，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我对学校表现出那种态度的时候，我上课很多学生都走光了，尤其女学生，因为学院说了，不要上张鸣的课，我们学院就规定了一条，必修课也可以不上，这期间大多数我的课都是外系外校的学生来填充的。我上的古代政治史跟我的观点没什么关系，但他们也不敢上，更遑论说去考我的博士生了。所以让我最后还不是绝望到顶的。还有像文彬这样的人，这是我很欣慰的，但我知道这样人很少。
大学学生在这里面是什么？就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或者他们要塑造的产品。在这个流水线上，我们都是要求严加防范的敌人，但是就这么几个敌人，还非常大费周章，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还没有绝望透，一旦有松动，这些学生也会变。因为他们实际上他是没有灵魂的，会跟着走。虽然我们痛心的是有些很好很鲜活的肉体、漂亮的面孔变成这样，但是也没办法，他们最后的时候也可能会变，这中间肯定有扭曲，但是这是要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曾经写过小文章说我的招生取向，学生会出来的坚决不招。有一个我们系学院学生主席，成绩不错，我说你想考我这里的话就把主席辞了。考的时候我说你辞了没有，没辞没事，一边去，想都别想。这职位没有什么可以留念的，我也没有办法把学生会的主席招进来，做不到。
我最早看完展览之后说，你原来是拍了大学黑社会。有点夸张，在大学期间可能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预备过程。但是沿这个过程走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这样，可能会比黑社会还要坏，因为黑社会还有一些规则。但你现在有些机构的人其实，真是黑社会都不如，那种冷漠残忍，简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你们上大学只上四年，或者在大学学生会里应该只留一年，但这个机构所运行的机制是每时每刻。你走了，另外的人进来，你毕业了，另外新人进来，一模一样。当某一个事件或者力量让你去做你不认可的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在做的。就像我们在骂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一个人收费收了一辈子，什么都不会。他是坏人吗？不是。但他可能做了一件他已经意识不到的坏事。很多时候，每个人那么只做了一时一刻而以，但恰恰那一时一刻组成了我们说甚至有点痛心疾首的恶。
也有同学讲了很多学生会好的方面，比如可以跟一帮人天天在一起，我理解这种心情。其实你要有归属感，但这些实际上都处在一种规划里。你当然已经当了部长，好多时候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人就很牛了，你可以跟很多优秀的人一起工作，那你想没想过很多学生会拨款做的事情本身是会腐蚀你的，因为实际上是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就是摆仪式、唱功颂德，其实你做技术的部分也是如此。这个事情你熟视无睹的时候，你的心理会发生变化的。不要认为这些仪式本身就没有恶的，它不是无害的，恶是一个整体。
学生会活动的过程中有实现美好的回忆，还有好多靓男俊女，我们在一起快玩得很嗨，其实可能身处其中的个体未必想做。这里的学生会活动中，你看他们的肢体语言，再到开会的剧本，错了还要检讨。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专制机器的一部分，你跟着它的流程之后，慢慢就没有良心了。如果对这些熟视无睹的话，最后你真的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反驳。
但我们期待有一个比较先进的思想力量，比如说最起码应有杨文彬这样的作品，产生了一些反思和影响，这种作品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在其中的个体价值。但有时候，我们必须看到那一种力量的不均衡，恶反而是更强大，只能这样说。
郑也夫：国内学校和管理者的关系是“隶属”
座谈会现场